吴红萱《晚清时期说唱文学英译中的改写与他者形象塑造——以〈花笺记〉为例》，2024届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
摘要:说唱文学植根于民间大众的生活,运用通俗易懂的口语来讲唱才子佳人、男欢女爱、金戈铁马、因果报应等故事,包括变文、弹词、宝卷、鼓词、子弟书、词话、莲花落、平话、道情、时调小曲等门类。它既贴近世俗大众的现实世界,亦承载着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明清时期说唱文学尤为繁盛,其题材内容的流变、流行地域的变迁以及版本的刊印等在近年来皆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议题。 《花笺记》是诞生于十八世纪上半叶的广东弹词木鱼歌说唱文学,素有“第八才子书”之美誉,与《西厢记》同列,前人谓之“曲本有《西厢》,歌本有《花笺》”。该书以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才子佳人”主题为着眼点,讲述吴江官宦子弟梁亦沧与长洲大家闺秀杨瑶仙突破礼俗禁锢,追求自由恋爱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花笺记》在十九世纪传入欧洲,是首部被译为英文的中国俗曲说唱作品。1824年印刷工汤姆斯首译,1868年港督包令复译。两位译者身份等级落差巨大,加之期间鸦片战争相继爆发,中西权力格局巨变,宏观政治权力变化如何影响以“民间”话语为主的说唱文学再译便值得探究。 本文以系统描述范式下的改写理论、东方主义的“他者”概念、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为理论视角,将鸦片战争前后的英国作为西方“自我”,译者汤姆斯和包令翻译的《花笺记》中的民族形象作为东方“他者”,全面钩沉史料,梳理《花笺记》的两个全译本,从国家民族形象的建构性入手,以汤姆斯和包令两位译者为例展开个案研究,揭示译者将中国视为“他者”及其构建“他者”形象对跨民族文化交流的作用;通过文本细读,考察其原本选择、翻译策略、副文本及其故事情节在译文中的改写,并结合当时的期刊、杂志评论等评估中国形象建构的效果异同,以期对晚清时期中国俗文学典籍的译介有所启迪。 研究发现,汤姆斯出于教学汉语的热情和底层小人物共情,以其印刷工和汉学家的双重身份游走在中英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之中,采取以诗译诗的创新之举;将东方“他者”置于主体位置,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和欣赏之眼观察中国,借其维护社会教化和世风淳正;在民间说唱文学译介中开拓出一种中西对话关系,甚至参与到建构世界文学概念之中。基于第四任香港总督的身份,包令受到重释中国“民族性”的驱动,在脱离中国诗歌韵律桎梏下,将其改译为浪漫小说,借此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发展寻求理由;同时,包译本借助海量篇幅的副文本,从名词解释、习俗释疑出发,塑造停滞与衰退的中华帝国形象,唤起西方公众对由先进的西方文明改造中国这一理念的认同和支持,为殖民帝国将担负起改造落后民族的历史使命提供道德和义理合法性。
关键词：《花笺记》；汤姆斯；包令；中国形象；典籍英译
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1024807172.nh&dbname=CMFDTEMP